凌晨五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老周已经蹲在北五环的搬家公司门口。深蓝色工装上的反光条洗得发白，他往手心搓了把滑石粉，用力攥了攥拳头——这是他干搬家工的第八年，52岁的年纪，高强度体力劳动早已成了生活的日常。
第一单活儿在老旧小区，要搬一套实木沙发。没有电梯，狭窄的楼道转不开身，老周咬着牙把沙发扛上肩头，腰瞬间绷成一张弓。“一二三，走！”他喊着号子，每上一级台阶，膝盖都轻轻发颤。这套沙发重180斤，来来回回跑了三趟，等搬完，他的工装从领口湿到裤脚，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滴，砸在水泥地上晕开小水圈。
歇脚的间隙，老周掏出搪瓷缸子喝了口凉白开，又从塑料袋里摸出两个馒头。“中午不回去，啃俩馒头就行，省时间。”他说。下午的活儿更重：帮客户搬钢琴。老周和工友用宽布带把钢琴绑紧，小心翼翼地抬上货车，每一步都走得极慢。“这玩意儿金贵，不能磕着碰着，比扛百斤货物还费劲儿。”忙完这单，天已经擦黑，他的肩膀被布带勒出两道红印，抬手揉了揉，又赶往下一个小区。
晚上十点多，老周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出租屋。他没急着休息，先给远在老家的孙子打视频电话，屏幕里孩子喊“爷爷”，他脸上的倦意瞬间消散。挂了电话，他从床底下翻出膏药，往腰上、肩膀上贴——常年高强度劳作，关节炎、腰肌劳损都找上了门。“贴两片膏药，明天照样能干活。”他边贴边念叨，语气里全是不服输的劲儿。
52岁的老周，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，在“扛”货物、“搬”家具的重复动作里，把对家人的牵挂、对生活的期盼，一肩一肩扛向前方，从未停下脚步。
